谈到这一话题，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38号文。当时，38号文明确对交易场所进行属地化管理，由各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自行监管。
既然谁的孩子谁抱走，谁又舍得打自己孩子呢？因此，99%的地方政府对交易场所采取了呵护态度，催生地方交易场所蓬勃发展、野蛮生长，投资者投诉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直到证监会忍无可忍。
2015年泛亚挤兑事件后，证监会已经不再通过呵护交易场所的地方政府进行清理整顿，而是成立了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同时通过公安部、银监会、国家网信办等部委采取行动。
中央层面监管升级，地方政府怎能无动于衷？于是，近期地方政府对于交易场所的态度也出现微妙变化……
证监会和地方政府博弈
国务院38号文是由证监会牵头起草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其实最终成为了证监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为了维护证监会的部分利益，近年历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肖钢、刘士余对交易场所的态度都是非常明确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在经批准的特定交易场所，遵循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进行，地方交易场所不得开展类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换句话说，各地的交易场所应该去金融化。
但矛盾的是，地方交易场所的各地主管部门为金融办，金融办管理的企业肯定是具有金融属性的。（注：部分地区交易场所由省商务厅管理）
由于攀比其他省份的交易场所数量、挣钱效应以及政府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的政绩，地方政府对于交易场所均表示宽容和支持，非但没有遏止交易平台增长势头，反而催生了地方交易场所的蓬勃发展。而证监会作为“娘舅”身份，对地方交易场所不做太多表态。
地方政府态度转变
2014年央视315晚会后，交易场所开始成了麻烦事，投资者维权事件层出不穷。最新的案例就是2015年的泛亚挤兑危机，全国金地投资者集体上街维权，一度威胁到社会稳定，社会舆论对证监会等监管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尽管证监会在2015年重申地方交易场所归地方政府管理，但同时又言不由衷地成立了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同时，2015年《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显示，证监会联合中央宣传部、国家网信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安部、商务部、发改委、法制办等单位一起发力，而非之前依靠地方政府走形式的“检查”。
于是，国家网信办列出交易平台黑名单，银行停止与部分交易场所合作，公安系统跨省调查案件。
中央层面监管升级，加上客诉（或维权）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地方政府不可能坐视不理。因此，近期地方政府对交易场所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据传福建省政府要求辖内交易场所2016年4月前停止目前流行的引入第三方行情的交易模式（OTC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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