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一家名为“恒星外汇”的经纪商卷款跑路，其代理商办公室也被经侦查封，并已立案侦查。目前尚不清楚投资金额数目。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位投资者聚集在罗湖国贸商业大厦楼前，这里正是“金管家商学院”办公室所在地。然而，这家公司已经大门紧锁，门上还贴着深圳市公安局新乐派出所的封条。
这是继今年6月IGOFX“中国区代理张雪娇”跑路，40万投资者血本无归；8月万象国际失联，4万会员资金下落不明之后又一起恶性涉交易场所诈骗案件。新中国自1990年重新开放连续制交易场所经营，并使用互联网传输客户转账、交易指令以来，类似的恶性案件便不绝于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恢复连续制交易20多年来，没有一年如2017年整肃剧烈，也没有一年如2017年般这样多的恶性案件浮出水面。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了？
1、投资者意识不足导致交易偏离本源
众所周知，交易是双方或者多方基于自身需求，将多余的产品换予有需求的交易对手，再从交易对手处得到本方紧缺的物资或资产、权益之行为。交易的主要目的乃资源流通，效果为价格的发现，而盈亏仅是一定时间资源互易后的计算结果。
然而，在具有悠久农耕历史的中国，工商业社会熟知的交易行为待十九世纪登陆之际，并不为公众所熟悉。相反，经历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耘的投资者仅仅看到钱——货——钱的互易后盈亏速率是“二牛抬耕”的生产工具下不可比拟的迅速。故而，恶性炒作在清末、民初年间始终未断。而“解放后”取缔投机事业亦未在根源上改变公众对市场经济的无知，相反，长期的权力经济，助长的还是国人的贪婪和浅薄。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从国门初开至如今，中国各种使用金融工具的诈骗层出不穷，追求快速钱变钱的人反而成了各种骗局最喜欢光顾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略带黑色幽默的讽刺。特别是进入2010年代后，各种打着政府批文的交易场所纷纷兴办，而国家级交易场所需要配套的清算、交收、交易监督设施却被经营方以“成本最省”原则撤除，急功近利下，高度专业的交易业务沦为遮盖罪行的黑幕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2、经营人缺乏恒心致使市场收割客户
在笔者从事投资者保护事业的数年间，经常和各级交易场所及其代理商打交道，值得担忧的一点发现是，无论是从事国家级交易场所业务代理的有证人士，还是地方交易场所那些会了几条术语、名词也出来招揽客户的“小年轻”，无知到缺乏应有的敬畏心是保镖哥最深的体会。
如果交易场所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聚在一块临时掘金的业者，那么无论在交易品种设计，真实客户的发现，还是交易风险的控制，资金和权益安全的保障等诸方面都注定是漏洞百出，也难以找到真正有交易需求的投资者，相反，借用中国人口多的现状，通过广招代理商、庄家，使用交易制度的漏洞操纵市场、将投资者的本金据为己有便是一种“次优解”的理性。
毕竟，在这个法定公民权益难以保障，个人还不如位置重要的社会里，长期经营注定是一种风险近乎无限大，收益却是看得到的“不确定生意”。除了情怀能够支撑少数有心主体深耕市场外，理性的经济人是宁愿及时兑现获利的，因为市场不相信情怀。
所以，如此多年里大把中国资本市场上煊赫一时者都选择了“爽一把就走”的行为模式，而随着近年来市场“狼多肉少”的局面更为突出，涉交易场所犯罪才变得越发肆无忌惮，这其实是个危险的信号，正如耗子涌上甲板很可能意味船底已经穿孔。
3、监管方观念错位放任罪行此起彼伏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商事监管部门作为市场秩序的守护者确实也为市场的有序运营，各种参与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做出了努力。只不过，面对现在动辄涉案人员数万数十万，涉及金额数亿数十亿的涉交易场所案件，很难说监管部门是尽到了职责。
首先，在金融创新种类越发繁多，使用工具越发复杂，涉及标的物越发五花八门的今天，传统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分业监管机制显然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需要的。以交易场所为例，国家级交易场所划归部级事业单位证监会，地方各类有牌交易场所才归政府金融办、金融局管理，而金融局、办的线条却到了省级便是尽头，中央政府没有这些机构的上位机关，疑似受害投资者又如何在能行政监管上取得超越地方利益的裁决？
其次，一些司法人士对金融业务的无知令人发指。如果把社会比作人体，金融就是社会的循环系统，司法则是社会的免疫系统。问题在于，免疫系统的相当多主体并不知道交易场所如果没有价格发现和资金、资产配套的功能，那就很可能涉嫌非法侵占与诈骗犯罪，故每次都需要受害者和金融专家予以剖析，才能推动沉重的司法巨轮向前挪动。
如果以上还只是监管方有心无力的罪错，那么一些地方事前放任各种存在问题的交易场所在当地兴办，事后又百般包庇，在受害者质问时还拿不出依法从事检查监督的证明，就难以解释其用心为何了。但保镖哥可以说的一点是，正是因着前些年各地为招揽金融机构存款，增加税基，大批大办交易场所，才导致了此类涉罪行为的蔓延，如今在投资者压力下开展运动式打击也就是早已埋好伏笔的篇章。
结论
由此可见，涉交易场所犯罪的治理根本在于首先改善中国舆论环境，要让正确的经济、金融知识得到传播，特别是要让案情信息、破案过程得到透明展现，官员得到有效问责；其次因是改良商务土壤，让违法背信行为得到惩治的同时，也真正能够保障市场合资格主体能够经营专业项目，从而令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得以展现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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