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金融行业普遍不发达是历史的常态。而历朝流行的货币也以官方印制钱为主，尽管早在宋代便产生了明月“交子”的纸币，但是历经宋、元两代惨重通货膨胀的货币实验，自明讫清，中国仍然选择了使用金属货币的老路。
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西方巨舰大炮轰开中国国门后，中国金融才在西风东渐的沐浴下发芽、生长。只是，回顾近世中国近两百年金融史，骗局却如影随形地制造着一场又一场人间悲喜剧，直到一大二公的国有金融一统天下，金融行业才以降低服务效率、客户体验度的代价进入了相对平稳期。直到改革开放，本该成为金融主体的私营金融才再度萌芽、生发。
据监管层相继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在存贷及综合理财部门，已开业5家私营银行、7家私营金融租赁公司、33家私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2家私营消费金融公司。而在风险更高的担保、P2P、汽车金融领域，才是私营金融的天下。至于相对是部门，11家私营券商，其利润总和也不及行业龙头中信证券，私营机构大多集中在黑灰色彩浓重的金融衍生品和股权、文化证券化产品市场。仅在绝对收益部门，私募基金才在2016年第三季度末实现了与公募基金规模相当的平分秋色格局。可以说，“小、散、弱”乃是中国私营金融的痼疾，也是“先天不足”的直接体现。
然而，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私营金融也因着组织资源、人才资源、政策资源的多重匮乏而呈现“后天不争”的局面。以在一些地方盛极一时的担保业及其升级版“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例，这些公司往往靠着人与人的口头传言和网络广告便开始高息揽储，再将这些存款向地方上的中小企业借贷。在宏观经济状态较好、债务人经营状态较佳时，款项自然无本息之虞，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私营金融的存贷部门成片倒闭，风险遍地传导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另外，私营金融企业往往执行“业绩第一主义”，从领导到业务员都无从业资质，无知者无畏也是上述公司兴勃亡忽的过程中为投资者带来惨重的损失，也为社会造成稳定的隐患。
与此同时，相当部分中国居民的现货市场经济意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也是各类不合格金融产品、经营者乃至骗局能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在笔者从事投资者保护事业的数年间，笔者就发现争议投资者往往对参与的产品运营原理、法律风险防控点甚至开户、投资合同的内容一无所知。这便是大量投资者误入形形色色交易领域，造成不必要损失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和国有金融体系有政府及其税收做最后担保人的天然优势不同，私营金融行业往往依赖自有资金自负盈亏，而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存款余额都集中在政府、事业单位和部分公权力背景单位的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格局下，包括私营金融在内的整个私营经济部门近年来是生存状态日益劣化。这也就导致了私营金融行业长期挣扎在生存边缘，自然无力考虑“知荣辱”等高级需求的事务。
另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社会自组织能力孱弱令监管只能高度依赖仅供部分政务精英厕身其中获取“体制内”优渥待遇的行政机构，那么，行政救济的缺位也在客观上助长了私营金融中的害群之马使用各种不当手段获取客户本金的不良行为。
这样一来，我们不难分析出，2016年以来，政府对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金融创新悄然“由抚改剿”，对司法部门侦办此类案件的侦办训令也日趋严厉，其实是中国私营金融于2010年以来连续五年的“青春期”的休止。从上述出发点结合宏观政经格局预见，随着政府和公众的治安稳定需求越发强烈，行政指令在越来越多领域辅助市场自组织运行的结果，中国私营金融很可能在整顿和自我淘洗中进入“长下降通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概是孱弱社会里构建信用为基石的产业大厦必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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