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局
如今洛阳市区的街上，已看不到李红记忆中投资、担保公司的繁盛景象，有些挂着牌照的公司也锁上门，从玻璃门看进去，还能看到里面物品贴的封条。而有些仍在运行中的公司，有的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也有些市民开始谈论最新的“P2P”。
公开资料显示，从2007年的27家到2011年高峰时的142家，再到2014年11月中旬的90家，洛阳投资、担保公司的数量，近几年经历了倒“U”型变化。比担保公司注册门槛更低的投资类公司，数量也一度得到增加，于2012年初达到485家，然后减少至2014年11月中旬的289家。
随着资金链断裂的公司被立案，案情的披露程度和进展速度左右着投资者的情绪，“钱没了，钱到底怎么没了?”他们试图“督促”办案进展，许多人能想到的，就是上访表达诉求。有的办案人员也坦言压力大，不断出现的案件导致人手紧张，一些案件中的资产去向不明，能查到的也是不良资产。
涧西区的洛铜宾馆是专案组的办公地点之一。四、五、六层多个房间的门外，贴着案情通报、登记须知，有的一扇门上写着三四个公司的名字。
四楼一间房子门口，贴着“洛阳国信投资有限公司”领酒的地点和路线。这家公司老板计占军在上海开了家贸易公司做进口红酒，2013年底“国信”资金链断裂后，那些红酒用来抵债。
几天前，曾在他上海公司工作过的员工听说“以酒抵债”的消息后，声音抬高了几度：“他还欠我们十几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呢，要是抵债，不该是员工比债权人优先吗?”此前有员工在上海提起劳动仲裁，但是老板被抓，找不到人要钱。
在洛阳之外，周边的郑州、新乡、鹤壁、焦作等地也被视为“非法集资”活动的重灾区，而在河南之外的山东、四川、辽宁等地，也不断出现非法集资的案件。
目前的情形，让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韩宝江教授，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多地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代办站的非法集资现象，后来许多代办站都被关闭。他觉得如今出现的情况仍然值得政府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思考。
韩教授说，资金链没有地区属性，金融活动也早已渗透到民间，但金融监管并没有“一统到底”，在有些县或更基层甚至没设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赋予基层监管机构更多的监管责任。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兴起，监管也应及时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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