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考察两个经典案例,然后总结中国目前合适的做法。
1987年美国股票崩盘后第二天早晨,美联储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此举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了大约120亿美元的银行储备。
随之,联邦基金利率下降了0.75个百分点。同时,信托公司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满足客户的需求。美联储的承诺也使那些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恢复了信心,开始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
到10月20日收盘,道琼斯股票指数上升了102.27点,10月21日比20日又回升了186.94点。市场的流动性一旦得以恢复,市场的恐慌也就很快结束了。
2008年美国在救助金融危机时,遇到第一个严重障碍就是国会政治家不理解紧急救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无法及时批准美联储动用储备资金进行救市。
在伯兰克领导下,美联储在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1913年《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中含义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响的第13 条第3 款的授权。
概况地说,第13 条第3 款的含义是授予美联储接近于无限制地向任何人借出现金的权力。3 月16 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出290 亿美元,以帮助摩根大通公司实现对贝尔斯登公司的收购,从而将金融危机的第一波化解。
当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和《不良资产解困计划》,明确了总共7000亿美元的援助金额。
并且,很重要的是,在法案里面规定了透明性,即每次救助行动两天内,财政部必须对公众公布行动的描述、介入资产数量、资产购买价格以及其电子文件。实际上,美国后来实际使用的救助资金仅仅为5000亿美元。
而到了2010年,光是从花旗银行一家,美国政府就赚取了108亿美元(包括80亿美元的股票增值和28亿美元的贷款利息),投资收益率约为40%,到2010年4月,不良资产解困计划已经收回了1810亿美元,大大高于之前的预期。
因为明确金额的高效率救助方案,防止了“大萧条”在美国的重演。为后来的经济恢复争取了宝贵时间。
案例二:2012年的欧元保卫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投机者怀疑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可持续性和欧元是否解体,大量抛售南欧国家的国债和做空欧元,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大增,国债利率大增反过来加强了投资者的疑虑,导致他们进一步认为这些国家会违约,形成恶性循环。
在关键时刻,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在伦敦突然宣布,“欧洲央行准备在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德拉吉说道,他停顿了一下(以加强效果)继续说道:“相信我,这足够了。”
德拉吉的讲话事先并没有被外界知晓,这是在金融交易中杀伤力最大的“未知的未知”,会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极大冲击。
欧央行的表态,迅速改变了市场情绪,从而成为三年多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转折点,做空南欧国债的投机者知道他们的新对手是拥有无限火力的欧洲央行,而且这个央行决心已下。
简单总结一下,切断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源与传统的银行业的挤兑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让市场相信有一个最后贷款人,或者最后资产购买人,这个购买者几乎拥有无限的资源。
现实中,这个购买者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实际拥有这个资源,但必须让市场相信它拥有这个资源,只要市场相信,主动购买的流动性就会回来。
因此我们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宣布,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或者投资者保护资金,设立一个几乎无限的平稳基金,这个基金用于购买股票、ETF基金或者其他认为合适的金融资产,该基金每天购买的股票数量和金额收盘后对社会公布,直至该基金认为市场处于平稳状态后为止。
该资金可以来自于央行对财政部的特别贷款,设定相应的还款期限和利率,投资收益用于充实投资者保护基金。
总结一下,目前是股市危机蔓延期,并且已经有蔓延到信托、银行业的前期征兆,同时,以股权为质押的大量贷款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效应已经开始显现。现在必须行动起来,迅速恢复信心,防止危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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