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目标制带来的挑战
多目标制确实会带来不少潜在的挑战，首先是能否表达为追求优化的多目标函数，如能解决好权重系数，则可表达为线性或对数线性的多目标函数，且可论证它与一般均衡目标具有对偶关系。此外有若干技术问题，比如：
第一，目标重叠。中国央行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两个目标之间就有重叠，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要识别出重叠的部分，并赋予其与非重叠部分不同的权重系数即可。
第二，目标冲突。世界上处理经济问题经常都是面临两难、三难困境，都要有取舍和权衡，目标冲突虽难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现为目标优化中的相互抵消。
第三，多目标能否加总和如何确定权重。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技术的问题，可综合使用模拟市场和专家法来应对，稍后讨论。
第四，模型复杂，不够简洁，沟通不易。简单的模型和目标当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和任务是复杂的，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央行都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联储除就业和价格稳定外还要负责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欧央行在欧洲银行业联盟建设过程中成为了单一银行业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也增加了审慎监管职能。所以，复杂和不够简洁难以避免，而沟通困难的本质则是事物本身的复杂性。
第五，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联结仍是难点。传统的货币政策模型多数只注重国内，但全球互动越来越显著，产生众多的关于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讨论。而金融稳定则从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问题，将不同国家、不同类别的模型加以联结，可想而知是有难度的。多目标、多变量的方法在理论上有助于国内与国际的联系、互动，但方法不成熟，挑战众多，加大了“维度灾难”（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难。
四、多目标货币政策的优化问题
（一）多目标优化的权重问题
当央行同时追求多个目标时，央行面对的就是一个多目标的优化问题。这本身在经济学中是很常见的问题。央行的目标函数可以是各个目标的线性函数或者对数线性函数。在数学上，央行可以理解为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过选择合理的政策变量，来最优化这个目标函数，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目标函数中各个目标对应的权重系数。
我们知道在计算GDP时其实是一个线性加总的目标函数，所使用的权重系数是市场供需条件下形成的商品、劳务的公允价格。央行在求解目标函数最优化的时候，也可以模拟市场公允价格的形成机制，通过权衡决策层和专家层等各方面的意见，模拟出类似于在供求关系下得出大致公允价格，作为权重系数。
另外，几个货币政策目标均存在容忍区间，在区间之内目标权重会呈现某种调整变化，这也可以通过专家法加以大致测度。比如在危机期间，中国就调高了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健康化的权重。而在通胀较高的时候，价格稳定的权重升高；在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较大的时候，国际收支目标的权重又会相应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虽然这会使得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看起来不太稳定，但也难以避免，不妨碍央行的多目标制。
（二）模型复杂化
多目标优化也会使得央行的宏观经济模型复杂化。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间复杂的动态关系，需使用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这些技术来建立行为函数，同时也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一个就是通常所说的维度灾难问题，但这也有一些技术方法去解决。对转轨经济体更大的挑战还是来自于经济机制的不断转变导致了样本的不可比性和结构断点。比如中国80年代以前的样本几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数据也较难运用，这就导致在使用模型进行分析的时候可用的样本量很小。
（三）沟通问题
模型复杂化还会带来沟通的困难。货币政策决策实际运用的模型是多变量、动态的，各变量及其滞后的变量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教科书描述传统通常是单变量的、语言型逻辑。因此央行在沟通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如果沟通过于简单，虽能保证公众理解，却无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沟通过于技术、复杂，则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能理解。这种两难是每个央行在沟通过程中都面临的。中国央行的做法是强调对专家层的沟通，以维护信息传递尽可能准确，并通过专家向广大公众做分析、解释工作；同时，我们也会向公众提供简化版的沟通。
五、结语
今天我主要介绍了中国央行的多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选择的理由。当然，这种选择不可能只有收益，没有成本。我们不否认有些事是有代价的，关键是代价不能高于收益。与同样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国央行推进了改革，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大体上保持了金融稳定，也赢得了机会去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可以说收益大于成本。尽管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选择带来了信用增长过快、高杠杆率和影子银行等问题，但也只是相对其他新兴市场比较而言。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理念也仍在演变。中国经历了较长时段的转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体现这一特点。转型终将会大致告成，央行目标函数将走向简化，许多国际经验也将更加对中国有实践意义。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国际上关于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并将根据今后的情况动态调整，不断适应中国改革和发展阶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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