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钞VS国债:中西方金融的分野
到了南宋末年,蒙古铁蹄南下,朝廷国库羞涩,为了筹措军费干脆印纸,这就是纸币会子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会子不同于四川的纸币交子。后者是因为四川没有铜,最初铸铁币来代替铜钱,但由于铁比铜更重,更加不便于携带和流通,于是,民间使用铁币作为储备,发明了纸币,实际上是一种金属货币(铁币)本位的纸币,纸币跟铁币保持一对一的兑换比率。
后来朝廷学去了,开始发行官方纸币。一开始还是有金属货币作储备的。但后来不断放大杠杆,最终干脆不考虑金属货币储备直接放手滥印,从而造成了纸币泛滥,成了废纸。
但当时蒙古大敌当前,政府也没有办法。
丘吉尔在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说过: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因素,战争期间,货币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打赢仗才是;但是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就应该将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丘吉尔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就在南宋与蒙古大战,最后被迫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同时,西方当时有一个海上强国——威尼斯国(不是今天的威尼斯市,疆土面积比今天的威尼斯大得多)——同样面临热那亚、拜占庭的联合夹击,它也面临筹措军费问题,但它是一个半民主(有产者有投票权)、有议会的城邦国,因此不能像南宋那样走上发钞的道路(议会不允许国王滥发钞票来洗劫自己)。
威尼斯城邦的议会同意国家通过举债的方式来筹措战争经费,用税收作为背书。于是,威尼斯国第一次通过举债的方式应付了战争,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只国债出现了。
就在威尼斯国发行国债的当年,立刻出现了国债二级市场。国债二级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又增强了政府发债的能力。
中国为何没有走上国家举债筹措军费的道路?
实际上,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就相当于当时秦国国债的承销人,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想想沈万三是怎么死的,胡雪岩什么下场!
沈万三借钱给朱元璋修南京城,修完之后你还想管皇上要钱?拉出去斩了!
对国王权力有所制衡,才能发行国债。当皇权不受任何制衡的时候,所谓的发债就是摊派,债主最后想要钱就别想要命。
当然,西方能够发行国债,除了议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力量强大,精英在民间。
而中国在科举制度下,民间精英都挤破脑袋进入仕途,特别是从宋朝开始官户不交税,而且宋朝官员的俸禄之高空前绝后,于是大家都拼命考科举。
在西方,国王的对立面除了广大人民,还有一大堆精英;在古代中国,精英都站到皇帝那一边去了。
当然,中国的科举打破门阀制度,在社会阶层流通方面发挥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远远领先欧洲中世纪的重要原因。
但是,福兮祸所依,欧洲一直没有科举制度,社会阶层固化,民间精英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僧侣,做教皇,更多的人选择当商人,出海贸易,开银行,搞金融。
这些社会精英都是纳税人,而收税的一方(国王或公爵)没有那么强大,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分野:中国王权继续滥发货币,人民艰苦抗争。
尤其到了明朝时期,老百姓缴税用真钱,政府花钱用纸,简直就是纯抢劫。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效仿朱元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不要脸的发纸抢劫人民的就是他。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时,下令所有人民家里不许有金银和美元,必须交给政府换取金圆券,当然他们也承诺无限法偿,但是硬通货都用作军费花完了,谁给你无限法偿啊。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历史课上学的,扛着一麻袋金圆券换一升大米的景象。
与国民政府金圆券相似的是德国魏玛政府,但无论是南宋、元、明,还是魏玛政府,都只是滥发纸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没有强行要求所有人都将金银上缴国库。而到了蒋介石那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不上缴硬通货,都要被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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