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与塞防之争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就十分重要。
左宗棠也深感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他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三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
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员王珍在一场小战斗中击毙太平军30人，却上报为大捷，曾国藩看后未加查证，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给朝廷的最后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张，删掉了这场虚假的胜利。虽使曾国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却不为所动，不惜与曾国藩失和好几年。
清政府选择了这样一位将领带兵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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