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疆，“为政先求利民”
左宗棠能够迅速收复新疆，得益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传递情报、捐送粮食，给西征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疆人民支持西征军，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古柏政权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
在南疆，阿古柏采取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手段，实施民族压迫、经济剥削。所有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由自己部族的人担任，他们可以随意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据《新疆图志》记载，维吾尔幼女自8岁以上都被奸淫，维吾尔家长死后，家产都被夺走。阿古柏也在北疆“大杀回汉居民”，各族同胞无不痛恨万分。
左宗棠治理新疆，第一条就是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平等对待。他在率部进驻陕甘期间，曾上奏朝廷，特别声明“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左宗棠十分照顾。1874年，正是在他的大力斡旋下，清政府才同意甘肃单独设立科举乡试考场，而且允许甘肃乡试的一科是汉回合试，另设一科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
为了恢复被阿古柏破坏的百姓生计，左宗棠主张“为政先求利民”，在惠及百姓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首先是推出屯田政策。由于英国、俄国的虎视，新疆必须维持足够的军队，但军队的供养不能转嫁给当地百姓。因此，左宗棠实行屯田，让军队自己生产，养活自己。对屯田所种的粮食，左宗棠采取照价收购的办法，调动了士兵屯田的积极性。收购所剩下的粮食，官兵可以自由与民众买卖。新疆广阔的天地和士兵充足的人力资本，使得军队生产有着极大的优势，军队不用靠吃皇粮过日子，也减轻了新疆民众的负担。
要想百姓吃饱喝足，最关键的是让百姓地里的粮食不被地主和官吏夺走。新疆原来的农业赋税管理，用的是徭役制，如同农奴制一样，农民无偿耕种土地，还要服各种劳役。左宗棠参照内地的做法，实行按亩征赋。他规定每亩地收粮1石以上，则交税1斗(1石为10斗，1斗为10升)。后来，他又将不同的地亩进行分别对待，再次减少税赋。比如，新疆土地宽广，2亩可算作1亩，上等地征收8升，中等地征收5.5升，下等地征收3升。
新疆多年战乱，民众流失较多，为鼓励移民兴疆，左宗棠又制定特别的激励制度，新来的移民可以缓交粮税，先交六成，以后再续交。考虑维吾尔族百姓不识汉字，左宗棠又颁布律条，要求所有粮税清单，都同时使用汉维两种文体，让维吾尔族百姓一目了然。这一改革，极大激发了维吾尔族民众的生产热情。1879年，新疆共征粮税26万余石，较之原来增长了10万余石。
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兴建水利设施，在新疆尤为如此。左宗棠将修浚河渠作为建设新疆的头等大事。根据当地实情，渠道修建时，“先干渠，后支渠”;官府负责干渠，各地民众负责支渠。考虑当地民穷地薄，左宗棠让军队支援农业。哈密地区的石城子渠、镇西厅的大泉东渠……这些大型干渠都是当地驻军修建的。
为了发动各族群众参与水利建设，左宗棠还引进了内地“以工代赈”的办法，由地方官招募民众，修筑渠道，秋收后向民众发放粮食作为补偿。到清朝末年，新疆共修建或疏浚干渠944条，支渠2330条。水利建设的开展，为保障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特别是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塞到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而不知是回官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建立新疆省，把商业带进边陲，推动建省设县，让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内地的模式，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大功勋。早在收复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但当时南疆和伊犁还没有收复，建省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自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一直由甘肃省统辖。清政府在新疆所设的官职，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乌鲁木齐都统，都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乾隆设立的这种体制，有点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军事战略意义第一，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办法越来越不适合新疆的情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
当时，内地各省只有一个巡抚，相邻几省共设一个总督。左宗棠规划的新疆省，规格比内地各省高，设新疆总督，乌鲁木齐为首府;同时设新疆巡抚，驻地为阿克苏。左宗棠还提议在伊犁设将军，统辖驻军;在北疆悉数按照旧制，不添不舍;在吐鲁番则增设道员等。
这一设计成为新疆建省的蓝本。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除了不设总督，其他基本按照左宗棠的提议办。此时，左宗棠已在北京担任军机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后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诸多措施，都是参照左宗棠的建议。
新疆设省，是左宗棠治疆的一大亮点。这使得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祖国西北的大后方，极大促进了其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新疆从此与内地行政相统一，政令与军令相和谐，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来了一个管理顺畅的发展时机。
左宗棠在新疆时，对各级官吏的管理也颇有独到之处。他对旧有的官吏，特别是一些鱼肉百姓的官吏进行了大清洗。对新任的官吏，他强调除了监督和检查，更要懂得培训和爱护。“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他给下属分发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等官箴书，还自己动手编写了《学治要言》，训练官员的处事能力。在新疆各地官员递交的公文上，他屡屡批示“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等话。
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关心下属官吏。收复新疆后，他提高了南北各路州县官员的薪俸，办事效率和官场风气明显好转。林发深在新疆多个地方当过知府，为官清廉，家计窘迫，当他回乡治病时，左宗棠特别赠送500两白银，作为路费。此外，拒绝奢侈，禁绝陋规等，都是左宗棠个人严守的规矩，在新疆官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新疆的经济基础也需要夯实。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左宗棠有过兴办福州船政局、兰州机器局的丰富经验。从桑蚕种植到畜牧业发展，从矿产开发到经商办厂，他力促新疆与内地互动，带来了新疆经济的发展。1877年，他让红顶商人胡雪岩从浙江湖州招收了60名熟悉蚕桑业的人，赶赴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地，开办制丝局，教新疆各族人采桑制丝。后来，他又让人两次从湖州运桑树秧苗过来，改良新疆的桑树品种。在兴办这些手工业和商业时，左宗棠特别注意“民力可用，商力可用”，主张商人自己运作，自己管理，官吏不插手，以免从中牟利。
在植树造林、改造环境方面，左宗棠也贡献甚多。他根据西北土壤环境，栽种了大量柳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左公柳”，闻名天山南北。
左宗棠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重建货币制度。任何政权都会盯紧货币的制造，阿古柏政权盘踞南疆时，为了掠夺民众财富，发行了一种新的银钱——天罡。由于阿古柏等人在天罡铸造中掺假，市场交易混乱不堪。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决定铸造新的银钱，每枚重1钱，价值10文铜钱。这种银钱的成色很好，两面都印有维文，深受老百姓喜爱。左宗棠又让部将张曜在阿克苏铸币局仿照乾隆旧版，制成新的铜钱，铜钱的正面依然印着汉文“乾隆通宝”，以便老百姓认同;背面增加满文和维文，方便老百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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