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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