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Johannes Beermann（德国央行执委）
翻译/点评：龙白滔（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第一本LIBra专著作者之一）
11月22日，德国央行执委Johannes Beermann博士在深圳支付亚洲峰会上，就现金、数字货币发表了主题演讲，笔者对此进行了解读。
Beermann在发言中讨论了现金提供独特的独立形式、数字支付增加了支付方式的多样性，以及CBDC（中央银行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品的话题。
Beermann指出，在德国和欧元区，在数字浪潮中，现金的使用和流通水平仍然很高，因为现金提供了三种独特的独立形式——独立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独立于技术生态，独立于社会控制和数据收集。这些特征使得现金有助于加强金融包容性、维护社会凝聚力、保护用户被锁定到特定的支付生态系统，以及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等。
在中国，从监管到推动创新的企业到一般民众，都较少把这些因素纳入发展一种新的支付工具时的考量。社会舆论热烈讨论的是，新的支付工具和技术带来的快捷、便利、低成本、易用等用户体验，而较少去关心对数字技术不理解或无法访问它的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或残疾人等）——带来数字鸿沟的风险。
在中国，蚂蚁金服和腾讯支付占据了移动支付93%的市场份额和13亿的用户人群，他们平台上提供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几乎“绑架”了用户的全部生活方式。这表面上看起来对消费者是不错的，但消费者不仅通过自身在平台上的经济活动，为平台贡献了宝贵的用户数据，还可能忽视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这使得其他收费的商业模式吸引力大大降低。这带来了公平竞争的风险。
中国企业和民众普遍对个人隐私不够重视，这也导致了一度的普遍滥用用户隐私数据的乱象。这种现象随着近期中国政府大刀阔斧的治理得到遏制。不过相比较欧美一直重视个人隐私的文化观，中国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这在短期内都会显著影响到中国数字货币领域的竞争力，无论是中国央行的DC/EP，还是由中国企业推广的加密资产稳定币。
作为一个负面案例，2018年6月，欧盟推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后，微信以直接退出欧洲市场运营了事，这体现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短板。中国央行声称DC/EP实现了“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可控匿名，但这实际上失去了物理现金提供的绝对匿名性。
Beermann指出，“向现金较少的社会过渡必须由用户而不是由供应商推动”。在数字潮下，中国企业和民众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豪感——来自所谓的“无现金程度”，天真地以为货币数字化程度代表了社会技术和文明领先程度，因此企业和监管都在积极地以数字化程度为KPI促进创新。数字化转型（包括针对货币的），虽然存在巨大的效率、便利性、成本等方面潜在收益，但所有事情都存在两面性，数字技术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将巨大的权力放到不适当的人手里，这样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权力的不受束缚和滥用。例如，实现100%无现金社会后，个体可能被剥夺使用货币的权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个体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无一遗漏被记录、跟踪和滥用。
因此，在缺乏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的前提下，数字技术带来的核武器一般的权力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约束和制衡，不应该将数字化程度作为单一的追求目标。具体到现金的问题上，正如德国央行执委指出，向无现金社会过渡不应该由用户之外的力量所推动。
Beermann最后讨论了CBDC对现金的替代问题。批发CBDC是对现有结构的改进，对货币政策影响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对于现在家庭、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的经济关系而言，零售CBDC可能意味一种范式的转变。Beermann的潜台词是，批发CBDC是可以发展的，但零售CBDC的影响太大，需要谨慎对待。
笔者已经多次分析过，欧洲央行高官对零售CBDC的谨慎和对批发CBDC的偏爱，本质上是希望保护商业银行的铸币权，因为零售CBDC意味着央行向商业银行剥夺一部分创造货币的权力，这背后体现的是欧盟银行和央行群体的反国家意识。作为对比，中国的金融精英群体直接选择了发展零售CBDC以抵御人民币货币主权被侵蚀的风险。
总体来说，中国在支付和数字货币方面的创新，虽然领先但显得冷冰冰，缺乏德国/欧洲那种温度和人文关怀。中国与欧盟在CBDC创新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主权意识和超主权背后的反国家意识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