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风控裸奔、催收擦屁股
在胡雪峰手下干催收，只有一个规矩：不能骂人。
新进来的催收员都会收到一份普通话规范，记下不能说的话，剩下的便自由发挥，培训一周即可上岗。
“所以催收员其实很辛苦，天天有人骂他，一直在接收负能量，他还不能骂回去。”周航说，“有的人就专门诱导催收员骂他，再投诉到银监局去，银行都怕银监局，一旦被投诉，这笔账要么核销要么变成坏账，最后责任还得到催收公司身上。”
过了蛮荒期的P2P和现金贷也开始重视品牌声誉，有的公司把投诉率看的比回款率还重要，哪怕利息和罚息不要了，也不能被人投诉。
随着山东于欢辱母案爆发，催收行业的乱象也传导到了监管。今年4月份，就有北京多家网贷平台收到一份名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事实认定及整改要求”的文件，其中，暴力催收就在禁止之列。到了5月，国内首份针对催收的地方性文件《深圳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催收行为规范》正式发布，矛头直指暴力催收。
“暴力催收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也只是少数。但凡是想要认真做生意、维护好和甲方关系的公司，都不会用暴力手段。”周航说。
从信用卡到小贷公司，再到现金贷、消费金融，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在刀口和钢丝上不断试探着整个市场信用的下限，期间越来越多的平台、越来越多的资金供给和闻风而至的贷款中介又在无形中加剧了整个行业的风险，在周航眼里，创新也好、乱象也罢，最终买单的还是催收员。
“前端的技术再怎么先进，最后一道工序永远是催收。很多现金贷的审核就是区分人和机器，风控完全交给催收。”周航说。
按他的话来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再强大，也有追不回的账，追不回的账，还是得催收员来催。有利可逐，就有人逐利，既然是逐利，又哪来那么多仁义道德，暴力催收也就不可避免。
周航觉得对付暴力催收还是需要行政手段，现在只是坐不了高铁买不了房，若是哪天欠了钱连电话都打不出去，催收自然也就规范了，甚至都不需要催收了——在黑社会的帽子下面生活了十多年，周航比谁都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
在催收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美国，类似Encore Capital Group和Pra Group这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已经做到了上市，新的创业公司也开始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改造催收行业。在中国，类似的公司也开始出现。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都干了十多年了，催收方法都没变过。技术能做的只是流程的优化，比如自动拨号、发短信，按风险等级自动分类，这些我们现在都已经用上了。”周航说。
他更担忧的是越来越高的成本率，作为一个没什么门槛的人力密集型产业，小城市的催收公司可以把成本压的很低。按照周航的说法，在上海，催收公司做到15%的毛利率已经相当出色，但在三四线城市，同样的公司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30%。
胡雪峰早有准备，他在苏州和南京已经开好了分公司，还打算在老家哈尔滨也布置一间办公室。
“我的员工我什么都给不了，只能保证给钱，谁不想在上海待了，想回家开分公司，做买卖，我都支持，都给投资。”胡雪峰说。
王超打算再干一段时间，他挺喜欢做催收，尤其是催回一笔大单，或是拿下一个难缠的借款人，都让他颇有成就感。他只希望到什么时候人们听到自己工作的时候可以少些偏见，至少别把他当成黑社会。
都是赚钱，都是混口饭吃，欠钱的人也是为钱，催收的人也是为钱，信贷公司放贷是为了钱，催收公司催款也是为了钱。他自己、他的同事，来办公室的信用卡推销员，电话里推荐它炒黄金原油的大小代理，还有那些说着凯恩斯主义、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人，大家还不都是赚钱么。金融世界多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最后都是红与绿、钱和血。
王超觉得正所谓有借有还，欠钱不还，自然有人来要。银行有催收部、小贷公司有催收部，搞互联网金融，也得有人来催账。大数据、人工智能要不来的钱，还不是只能靠人来催。
